福建龙岩长汀县河田镇中坊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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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趣事

褚时健和王石聊朱镕基:他曾叫我别吹牛

发布时间:2014-06-24 09:08:04     阅读:51 举报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2013年3月5日,褚时健和工作人员相处了自制的“防风网”,保护橙林不受哀牢山上的大风影响,85岁的他亲自在早晨上山查看。  

   2013年3月5日,褚时健和工作人员相处了自制的“防风网”,保护橙林不受哀牢山上的大风影响,85岁的他亲自在早晨上山查看。

  W|王石[微博]

  C|褚时健

  M|马静芬(褚时健妻子)

  听说王石要来,86岁的褚时健上午十点多就在村口的小饭馆站着,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。

  褚时健为什么要见王石?

  褚时健说,因为“这个人在基本感情上、基本看法上,和我比较一致。”让褚时健印象最深的是,对于自己七八十岁了还敢创业,王石了解其中的艰苦。

  11年前,刚从珠穆朗玛峰上下来的王石,就特地去见过刚从狱中“保外就医”的褚时健。和那次一样,要见这位吃住都在果园里的老人一面,驱车来回要九个小时。

  王石为什么想见褚时健?

  因为他觉得,两个人虽然隔得很远,但想的一样,做的也一样。

  “很多人说,褚时健之前做的是特许经营,随便从昆明街头找个人,给他一样的条件他都做得到。”王石说:“我不这样认为,几百家靠特许经营的企业,为什么褚厂长能和其他人不一样?”

  王石给褚时健75岁高龄创业的壮举起了个名字,叫“中年的延长”。作为这片广阔橙园名义上的所有者,褚时健的夫人马静芬说:“我们是在玩儿,你们跳舞、唱歌、打门球、打乒乓球,我到果园里看果子,也是玩儿。”

  在这场众所周知的见面中,王石和褚时健谈话的内容却鲜为人知。在那段时间里,他们到底谈了什么?今天,《壹读》独家披露他们的谈话记录。

  “您应该是天生的‘资本家’”

  W:您用化肥吗?

  C:用肥料也要讲究结构,纯粹氮肥就不行,果子看上去长得大,但味道淡、吃起来不舒服。这两天我们正在施有机肥改良土壤。我们有一个小肥料厂,一年产六七千吨,一棵树一年分到15公斤左右,这样土壤就变好了。

  我们给大家设定了一个目标树龄,我们目标是,有30年结果期,这是算过账的,假如从头开始(种树),除了一亩地投资两三万,还要耽搁三四年没有果子,而我们延长一年果龄,就会很划算。

  现在别人租土地给我们的3000棵树,已经22年了,还很旺盛,估计可以收获到30年。我们多结一年水果,虽然多花点工资运输费,但等于白赚很多。中国柑橘协会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,他们说你们的劳动成本高,我说高一点问题不大,出来的果品好,销售价高3点、高5点,不就拿回来了。

  W:您应该是天生的“资本家”,整天都算成本、收益。

  C:过去我帮国家干,也总是想拿最低成本换最高效益,那17年我已经做到了,烟叶一公斤我们为国家贡献225元税收和利润,同行能到40元就算最好的了。不算到心中有数,你就做不到。

  我们在整个车间,单管节约、管原材料的就设计了八个岗位,一道一道来,第一道消耗指标是多少,下一道又是多少,到月底都要算账,算账以后有15%的收益奖给他们。

  所以当时国家对工业企业的统计指标是十个,我们十个指标在国内都是第一,100多家同行远远落在我们后面。我们从头到尾一套系统做精细管理,各个环节都要讲数字,最后一检查,完成了还是超过了,每个月都要兑现奖惩。

  以前还批判利润挂帅,我说如果利润不挂帅,国家的收入就要少很多,单说(企业领导)政治好就一切都好,我有点不相信。

  W:您又不是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的,也没上过商学院,这些想法是天生的?

  C:我父亲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因为日本飞机轰炸,爆炸点离他太近,医治不好去世了。我母亲带着我还有四个弟弟妹妹过日子。我从小跟妈妈酿酒,那时候就开始算账。我读中学时也是靠酿酒赚钱,放假回来还自己酿酒,成本概念、利润概念早就很深刻了。

  W:这等于十多岁就懂得算账了?

  C:是。别人家用三斤包谷酿一斤酒,我说原料占成本太多,其次是燃料耗费太大,我们要想办法,实现两斤包谷酿一斤酒。原料煮熟以后要发酵,发酵环境我小时候就懂了,放在暖和的地方出酒率跟放在冷的地方不同,于是我创造条件,把火炉的木炭拿来,室温就上来了,我们的酒就多起来了。

  我小时候酿酒,包括燃料和备料都是一个人搞。后来办企业时,在批判利润挂帅、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,我说我管不了那么多,反正大家要改善生活。我们的食堂办得是最好的,政府给我们规定的利润都能完成,换别人来经营就是亏本,换我们就是赚钱的。

  W:您说的是糖厂?

  C:是小红糖厂。当时我说国家拿的多,大家都太清苦了,要把废弃物收起来,多养400头猪。

  W:您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吧?

  C:那时候批判资本主义思想,我就抓住一条,毛主席说“丰衣足食需要自己动手”,自己动手改善生活,结果我们的日子就比别人好。当时不准发奖金,我们只直接提高生活标准,自己动手丰衣足食,念着口号搞资本主义。

  “借钱给我们的八九成相信我会赚钱”

  W:既然能算成本、利润,那您应该也会算风险。您当时做果园,有没有想过70多岁才再次创业,万一不成怎么办?

  C:想过。我们两个下决心的时候,首先想的是这件事,我们资本少,当时只有200多万,但做这个项目要几千万,不足的本钱就向朋友借,借钱给我们的有八九成相信我会赚钱。

  我也跟他们说过,万一失败了,我赔不起怎么办?朋友说:“您别说这个话,我们一家拿点钱借你,您有就还,没有就不还,也不要增加压力,我们相信您有九成把握。万一失败了,就是您不赔,您也别不安心。”到2007年的时候,我们就把借来的钱都还了。

  这些朋友说不要,我说我赚钱了不还不行。但朋友们坚决不要利息,我总觉得和朋友相处,不能对不起他们。

  W:这就叫信誉?

  C:是。我有一个小故事。我们以前有个牌子(的香烟),是用最好的原料做的,但就是没有利润。《人民日报》记者问我这个事情,说你们定的价钱比成本还低,但质量又那么好……我说我们经营最不成功的就是这个牌子,最好的原料制造,但价格不理想。

  采访一见报,那个牌子一星期销量就升了五倍,从东北到南方所有摊位上有多少卖多少,从70元涨到340、350元。我去南京、去王府井(15.61, 0.01, 0.06%),问他们卖多少钱?他们说卖400元,我说:“你卖高了”。后来有人说,为什么我一句话就让这个品牌价格就涨上去了?因为大家觉得这个老头不会说谎,他说是好原料,肯定是好原料。后来我们同行里有很多人都学这种办法,但都搞不成,别人一听就说:“这个家伙是骗人的”。

  W:大家为什么这么相信您?

  C:我给他们许诺的东西都兑现。

  W:您一直这么要求自己?

  C:不然人家干吗对我讲诚信?所以商业来往没有诚信是最糟糕的事情,谁都有最困难的时候。在别人困难的时候,我帮过他们,有几个厂都要破产了,但我们只费一点力气就让他们翻身了,到今天他们都还感谢我。

  我后来去了其中一个厂,他们把职工集中起来敲着鼓欢迎。我们说下回再这样,我真不敢再来了。所以,你对人诚实、宽容,人家对你也一样。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人家都帮我们,那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种出来的果子好,所以销售困难。有一家就说你不要管了,你多余的卖不掉的拉来送给我们,一家30吨、50吨、100吨地卖,还有450吨的,别人就是这么帮我的。

  W:但在中国,信用一直是个大问题,守信用的人似乎不多。

  C:很多人设法骗人,但我们能做到十成,也只敢讲八成,跟政府也是只说到八成,还留着两成,担心做不到。说过的话就努力实现,朱镕基是很严格的人,他要求别人也严,他到我们那里,我跟他反映一个问题,我说进口指标不行。他说:“我帮你解决”,又说:“这个投资完成以后你的税能增加多少?”

  那时他还在当副总理。我说:“您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,这个改造完成以后,中央财政一年增加30亿。”朱总理说:“老褚你别吹牛”;我说,“我跟同行都不会乱说,何况跟您?等到一年,你问财政部这笔钱拿回来没有。”

  W:后来实现了吗?

  C:这个项目增加了40亿。后来我跟他身边的同志讲:“你跟朱副总理说一下,老褚那个任务完成了,而且还超过一点。”前一段有人来云南的时候,他还托人问老褚现在好不好。

  “一个月有三四次到树下,总要对着树说话”

  W:褚老您是12年前开始种树的?

  C:我们2002年把这些地深翻,2003年开始种,今年第11年了。照广西、广东那边的惯例,树已经到了衰老期,投资还没收完。但我们两年就收回投资了,树还很旺盛,所以全国种柑橘的大省,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看我们。

  W:您70多岁才开始种树,但他们一直在种,还有一些做农业研究的,种了几辈子都种不过你?

  C:他们几代人都按传统搞,比如说湖南一些人。我们品种的原生地在湖南,但现在湖南本地的冰糖橙已经不行了,我们的却还行。

  W:您一般什么时候处理果园的事?

  C:一个月有三四次到树下,总要对着树说话。前四五年我的腿还好,到冬天的时候还能给树整形,多余枝条要剪掉,要思考树怎么长果品才好,坐到树根下讨论树。我们(和员工)经常要讨论的问题就写在黑板上或在会议室讨论,一般事情就是现场说。

  W:马老师(褚时健夫人马静芬)给我们看了这些书,都是您当年自学的?

  C:是的。晚上三四点睡醒了,就想着今年的果子有什么问题,要是找不到答案就睡不着,就翻这些书。

  W:翻书就翻明白了?

  C:书要翻,还要总结树的具体情况,要找规律。我们请过专家,有人说枝条要多,少了不行,叫工人一根枝都不能剪。但果子成熟后,要掉20%~30%,我们就开始怀疑他的技术。

  我觉得不剪不行,不剪阳光照不进来,而树缺少日照,中间枝条就会枯萎,就长不好,花就开不好。慢慢地我们就了解了一些规律。

  总之,遇到很多问题,都是我们自己总结经验,所以现在果子产得很好。

  这三四年广东、广西有人过来说:“你们的树十几年还能结果,我们七八年就不行了”。又问我,小年产多少,大年产多少。我跟他们说,我们年年是大年,年年树种的都不密,原来一亩地种148棵,现在减少到80棵,每年要砍10%左右,砍了七八年,年年砍,年年产量向上走。

  W:为什么要砍树?

  C:太密了不行。柑橘协会有个理事长,他说你的种法成本高,恐怕不行,我说可以的,你卖8毛一斤,我卖8元,成本高10%不要紧。

  再说,我们工夫花得多,但慢慢地机械化了,成本也就下来了。以前我们这些农田运输都有问题,靠人挑,现在我们把路修通了。

  W:这是农业现代化啊!

  C:我们农用拖拉机可以开到每个角落,也就节省了劳动力。

  有一种病叫柑橘黄龙病,四五年就可以把一个果园毁掉,我们这里也有,大家都头疼。在别的地方,这种病医治不了,传播黄龙病的小虫在病树上爬过,又带着病毒爬到第二棵树,第二棵就得了病。

  我们的办法是,让一些人专门做病情侦查,然后确定病源,再定点清除。半个月来一次同防同治,几百户农民一起用喷药机械,一家人一台,我们出钱,大家一起来干活。

  所以来学习的人都觉得很奇怪,问:你们怎么没有黄龙病?”我说有啊,但我们把传播媒介杀死,虽然这样就要多花劳动力,但劳动力多一点也划算。因为你不杀它,它就把整个园子都毁了。

  广西这六七年有很多乡镇把树全部铲除从头再来,但我说这样也不行,传染病马上又会传开,要先把传播途径控制住。我们花了不少钱,现在来看很值得。

  W:要算一笔账吧?

  C:我们的劳动力也不是特别贵,反正一棵树得病,我们就连根挖走,然后再种一棵大树苗,所以,果园看着还是很整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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